忠臣轨迹——陈宜中生平简述

陈宜中是宋代进士、丞相，是宋末抗元救国的核心领导人。他出身贫寒而胸有壮志；他心系百姓，勇斗奸臣，在官得民心；他为挽救危亡的大宋王朝而尽心竭力，直至捐躯于异国的茫茫沧海。由于《宋史·陈宜中传》等资料的倾向性，数百年来他受过许多误解。近年经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历史的真实渐渐明朗。本文在此基础上就陈宜中生平做一简述。

                                一

陈宜中字与权，浙江温州（永嘉）人，生于1218年，卒于1285~1298年之间。他还有一个弟弟陈自中，大约小两岁。

据《永嘉陈氏世德碑》记载，陈家“世为温州人”，为“永嘉著姓”。多种族谱资料均指陈宜中祖上由福建迁温州。陈宜中的祖父陈景彥、父亲陈春资，都饱读诗书且乐于助人，在乡里很有名望，但又安贫乐道、不走仕途，一心教书育人。因此陈宜中小时候家里很穷，但他与弟弟都得到很好的教育，从小显示出众的才华和远大的志向，后来都成为进士和忠臣。

陈宜中十来岁时，祖父因欠钱被拘押，让陈宜中到当地富商葛宣义家借钱。葛家发现这孩子前途无量，便将女儿许配给他，并资助他继续求学。后来，陈宜中上了太学，成为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陈宜中与葛女成婚的时间在1262年进士考试之后。

     

                               二

在太学，陈宜中的才华广受赞誉，但他还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民众的疾苦。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十一月，陈宜中、刘黻等六位太学生来到皇宫前，联名上书控告奸臣丁大全的罪行。丁在当时权倾朝野，连宰相也受他欺负，百姓和大臣都敢怒不敢言，因此陈宜中他们是冒着极大的危险。丁大全大怒，把他们开除学籍，押送外地监管，并立碑禁止太学生议论朝政。而知识界和社会却给他们以极高的赞誉，称六位太学生是“六君子”。陈宜中被流放、拘押的地点是江西的建昌（今南城县）。

这位权倾一时的丁大全没过几年就倒台了。宰相吴潜等奏请让六位太学生回来，参加进士考试，皇帝下诏让他们可以免经省试直接赴京。景定三年（1262），陈宜中廷试第二而中进士（榜眼）。

                               三

金榜题名之后，陈宜中由绍兴府推官、户部架阁、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一路上升，四年后（咸淳二年，1266）官至监察御史。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任国子祭酒，四年（1268）任浙西提刑，五年（1269）起先后任崇政殿说书、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咸淳七年（1271）以显文阁待制出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也就是福建和福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次年八月，升宝谟阁待制，随后任刑部尚书；十月，兼任给事中。咸淳九年（1273）九月，任吏部尚书兼同签书枢密院事。咸淳十年（1274）十月，任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德佑元年（1275）正月，升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副宰相）。此时年仅四十岁上下。

1272年主政福建后，《宋史》评价：“在官得民心”。陈宜中主政福建才一年四个月，为什么就能“得民心”？《宋史》未说明。但从他的一篇奏折——《请禁盐法抑配之害札子》可以得到提示。陈宜中在札子中指出：不法官吏与地方恶势力勾结，假借盐业专卖制度实行强买强卖，盘剥、欺压百姓，导致“民不聊生，惟各待死”，危害极大，要求予以禁止。这个例子告诉我们，陈宜中出身贫寒之家，很能了解底层百姓的疾苦，能抓住影响民生最切、百姓反应最烈的问题，雷厉风行予以处理。难怪方逢辰在《送物与陈宜中丞相书》中，说陈宜中主政“视时聚散，使民免于饥”，“庶几轻生者少，远罪者众”。而牟巘在《贺刑部尚书陈宜中启》中，也说陈宜中主政福建是“十乘惠临，七闽苏醒”。另外看陈宜中在参知政事任上，针对芜湖溃师采取的紧急处理，是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多种措施并进，因而收到扭转危局的效果，为朝廷所肯定（《赐左相陈宜中勉谕造阙诏》）。而《癸辛杂识》还记录了宜中公主政福州时主持剿灭一股海盗的情况，可作为“得民心”的又一注脚。因而“在官得民心”应当是对他多年来担任多种不同职务的概括。若在和平时期，陈宜中很可能成为治国安邦的名臣。但历史把他放到了一个动荡的战争年代。

                                四

陈宜中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偏安一隅的南宋仍是地球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但危险已经临近。蒙古铁蹄早已横扫欧亚，并占领我国北方与西部，沿汉水、淮河一线与南宋形成对峙，犹如一只大鳄正要扑向肥牛。襄阳、樊城是南宋方面最重要的前线要塞，但经过顽强抵抗后分别于咸淳九年（1273）正月、二月失守，使宋军退守至长江一线，南宋的处境更加危险。这年六月，担任刑部尚书兼给事中的陈宜中率先上奏朝廷，要求给襄、樊之战中出身低微而奋勇抗战直至为国捐躯的牛富重奖，又要求将怯懦逃遁、对襄樊失守负有重要责任的范文虎处斩，表达了陈宜中坚决主战的立场。

                                五

咸淳十年（1274）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制定了沿汉水、长江直取临安的攻宋方案。七月，宋度宗去世，其子赵显（宋恭宗，四岁）即位。十二月，鄂州陷落，宋廷命贾似道督师抗元。贾似道任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位在左、右丞相之上，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德佑元年（1275）正月，他做了求和、逃跑两重打算，然后驻师于芜湖附近江面。二月，求和不成，打得不顺，一些州郡投降了，未等敌军靠近，贾似道就带头逃跑，13万大军瞬时溃散，形成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敌军沿长江一路追杀，直指临安。贾似道又派人通知“迁都”，想让朝廷跟随他逃亡。

此时，留在朝廷主政的左丞相王爚、右丞相章鉴都已不知去向。扭转危局的重担落在了参知政事陈宜中的身上。陈宜中主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乞诛似道，制止溃逃；2、号召各路兵马勤王，保卫临安；3、组织溃散的军队重新集结；4、废除贾似道时期一切不体恤民情的弊政（公田、市舶、茶盐等），放还被流放贬职的人；5、奖励积极抗战的军民；6、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救亡。

这些措施收到了稳定局面的效果。贾似道罢官治罪，溃逃被制止。郢州守将张世杰带领队伍率先到达临安，缓解了元军对临安的直接威胁。溃军重新集结，在临安周围形成了一支17万5千人的武装力量，使宋廷有能力组织主动的抵抗，并发动后来的焦山之战。抗元救宋的氛围重新高涨。

                                 六

陈宜中的作为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德祐元年（1275）三月初，升特进、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在诏书中赞以：“知仁勇之资，治国家而有裕；刚大直之气，塞天地以无疑。”“赞雷厉风飞之决，宗庙再安；开否消泰长之机，纪纲一正。”“定众志于缀斿之际，回治象于惊涛之冲。”“忠贯皦日，未尝言房、杜之功；计安生民，将欲复文、武之境。”

而此时的陈宜中并没有升任宰相的喜悦。他连写了两份辞呈，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其中第二份《辞右丞相奏》写于德祐元年三月初四，全文为：“臣今月初四日恭准内批，不许臣辞免新除特进、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朴愚，不喜矫饰，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断，将顺陛下如天之仁，实出于爱君忧国之血忱，非有一毫倾人利己之私念。高天厚地，实所鉴临。今若许臣以旧官备位，人犹谓臣无所为而为之，可以少逭清议。若不先不后，于此易变恩荣，公论无情，何所不至。或谓臣乘时倾似道而夺其权，或谓臣拱手不留臣鉴而据其位，臣既无面颜立于百僚之上，亦安能复有精神念虑能为陛下宣一日之劳哉。”我此次所为，都出于国家的需要，若就此升任右相，人必责我劾似道是为了夺权，在此浓烈的舆论氛围下，我还怎能履行职责，为国家效力啊？

陈宜中的顾虑并非多余。这种谴责之声不仅当时就有，而且数百年来为众多不动脑筋的史书作者所延续。他们不是从当时的局面来分析决策的必要性，而是凭自己的惯性思维来做人心的揣测：若劾似道，必责其为了夺权；若不劾似道，必责其包庇同党。他们是否想过，贾似道当时仍处最高领导地位，若不停止其权力，必得按其指令迁都逃亡；在此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下，逃亡意味着灭亡，还何以重聚人心，挽救危局？实际上陈宜中《劾贾似道札子》写得十分诚恳，他首先肯定自己得过贾似道的提拔重用，对贾似道此前的误国行为有劝阻不力之责，因此首先奏请对自己或杀或逐，而后才奏请正贾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

虽然升任宰相是普通人求之不得的荣耀，也是当时国家的需要，但陈宜中更愿意留在原来的副宰相岗位上为国效力。使他对宰相之位望而却步的并非只是百官的清议，更重要的是在当时氛围下他难以坚持自己的主张，难以施行切合实际的救国之策。

                                 七

随着溃逃的制止和局面的暂时稳定，朝廷里“激进”的氛围渐趋浓烈。为首的是左丞相王爚，他在贾似道溃逃时弃官开溜，到了四月份他回来了，一回来就对右丞相陈宜中横加指责，仿佛陈宜中此前采取的救国措施都是“卖国”，仿佛只有他王爚才是真正的忠臣、“左派”。最让陈宜中无法接受的是，此前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抗元救国，容许曾经表现不佳的官员归队，对有亲属投元的官员也采取争取的政策，而王爚却要求将这些人逮捕治罪。若照此办理，无论朝廷还是陈宜中个人，都将从此失信于世人，还将何以挽救危局？

因此陈宜中虽居右相之位，并且于六月升任左丞相，但并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办事，他上头还有不办实事却左右着舆论并显得特别激进的左丞相（六月升为平章军国重事）王爚，以及以他为代表形成的一种氛围。大宋王朝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许多曾经慷慨激昂的高官猛将们或降或逃，朝廷已是十分冷清。而仅剩的大臣们往往受到理学思想的束缚，注重形式而远离实际，长于当评论员而不想当运动员，长于以高谈阔论为自己获取“忠臣”名号，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救国之策。陈宜中来自永嘉，身上有事功派的影子，办事讲求实效，在治闽过程中、在芜湖溃师后挽回危局的过程中，都展示才华并取得实效，但这种讲求实效、不拘泥于理学框框的做法却为当时及其后数百年来的主流舆论所不容。

                                八

七月，南宋方面以辛苦集结的十数万兵力在焦山一带与元军决战，结果失败告终，“宋人自是不能复军”，即不再能组织有规模的抵抗。大宋王朝的灭亡几成定局。

对焦山之败可有不同的总结与评论，但以下应是重要原因。首先这是在激进、焦躁氛围下产生的决策，很可能在总体上不符合战争的实际。在敌强我弱、敌顺势我逆势的背景下，“决一死战”的最可能结果是以死告终。反之，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法，避其锋芒而击其薄弱，避其正面而击其侧面，虽然外观上有“胆小怕死”之嫌，却可以积小胜为大胜，直至敌消我长，改变局面。其次，由于此前张世杰的战功，宋廷遂以张世杰为主帅，而新帅张世杰与老将李庭芝、张彦等之间尚未形成良好的沟通与配合，成为战事失利的重要原因。其三，张世杰在军事指挥上延续了南宋方面以固守城池为要点从而被动挨打的传统，在没有城池的水面上把我方战舰连结固定，完全失去机动性，从而让敌方以火攻轻易击破。

焦山之败有许多原因，普遍存在的焦躁情绪是重要原因，身在高位的王爚对此不是没有责任，但他却把责任全推到陈宜中身上，并操纵舆论、发动太学生上书攻击，列举陈宜中“过失”十数项，说他“误国更甚于似道”。既然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是，那就“让贤”吧。陈宜中于是辞相回到温州，照顾病危的母亲。对此历史的评论员们延续了怪异的逻辑：若不辞相，当然是“占住茅坑不拉屎”；若辞相，又是逃避责任见死不救。

                               九

朝廷尤其是谢太皇太后的确不希望陈宜中离开。朝廷没有忘记，当芜湖兵溃，临安危殆，许多貌似激进的“忠臣”一时没了踪影，是陈宜中坚守岗位，以“雷厉风飞之决”，采取一系列切合实际的措施稳定了局面，而“宗庙再安”。如朝廷在七月二十四日《赐左丞相陈宜中勉谕造阙诏》所说：“丑虏凭陵，奸臣溃败，惟卿屹然为宗社之柱石。”而此前的请禁盐法抑配之害、乞斩范文虎，以及治闽的“十乘惠临，七闽苏醒”，都表明陈宜中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由附和似道而至高位，而是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实际的才能。国家面临危局，喊打喊杀容易引起共鸣，却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有深入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采取切合实际的对策，才有转危为安的可能。而“科琐边事，惟卿明习”，“守御孰缓孰急，将士孰勇孰怯”，惟陈宜中最为了解，因而“指授处置，诸将信服”（《再赐陈宜中诏》），他的作用难以有人代替。为此谢太皇太后一再遣人带去诏书，并给陈母写了亲笔信，勉谕陈宜中回来。

朝廷给以陈宜中充分的信任，但朝野舆论足以让他心寒。在处理政事的几个月里，做什么就被攻击什么，甚至说他“误国更甚于似道”，给他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痕。加上母亲病危，因此陈宜中一时没有返回朝廷，等待比他更不“误国”的人来担当大任。但两个月过去了，国势每况愈下，等待的能人没有出现，还是“出于爱君忧国之血忱”，陈宜中于十月初返回朝廷，任右丞相之职。此时虽有留梦炎、吴坚先后任左丞相而位在陈宜中之上，但大事仍等待陈宜中来处理，而各种批评的眼光也仍然盯准着身为右丞相的陈宜中。

                               十

此刻的宰相生涯痛苦而又忙乱，敌军已从多个方向逼近临安。为了尽可能地保全大宋王朝的利益，战与和都是选项，但战要有实力，和也要有讨价还价的本钱，而此刻的南宋方面两者都缺，盛产的只是指手画脚的评论员。和固然被批为投降卖国，战也受嘲讽讥笑。仅有的兵力都已派往前线，陈宜中组织临安城里15岁以上男子保卫都城，老弱参差，突显大厦将倾的悲凉，也不失一份国亡与亡的悲壮。但在历史评论员的笔下，成了“人皆以为笑”。

随着战事的失利，求和的条件越降越低，从纳币称侄到称侄孙。到讨论称臣的时候，陈宜中表示了为难，而谢太皇太后表示，只要能保存社稷，称臣也不要计较了。不是太皇太后比陈宜中更不爱自己的王朝，而是她了解自己的实际处境，她要从宗室的利益来考虑。实际上，忽必烈彻底灭亡大宋的决心已定，无论如何降低条件，保存一部分大宋的地盘都属于梦想。谢太皇太后一直是力争保存社稷的，但局面一再令人失望，到了最后关头她也失去信心，遂决定投降，以最后保留一点宗室的利益，客观上也可避免临安遭受屠城，避免临安的文化遗存遭受浩劫。

                                 十一

德祐二年正月十八日（1276.02.04），降书送出之后，元军方面要求陈宜中前往议定投降细节，而陈宜中早有自己的行动计划，未往议降。这天晚上乘着夜色，陈宜中带领一支船队由钱塘江悄悄出海，驶往温州。宋将张世杰、苏刘义等也各以所部南下。次晨元军驻宋廷的代表获悉陈宜中等护送益王、广王南下，即报元军派遣精锐人马追杀，而陈宜中船队已出海，没被追上。

原来在临安陷落前夕，文天祥任临安知府，他时常前往陈宜中处长谈，交流对局势看法。对前往议降之事，文天祥力劝不可，陈宜中接受了文天祥的意见。经文天祥提议，陈宜中密奏太皇太后把度宗皇帝之子赵昰升封为益王，赵昺升封为广王，在临安陷落之前派人护送南下以图再兴。而陈宜中与张、苏等人的南撤，便是二王南下的配合行动。此前陈宜中动员太皇太后、恭宗小皇帝以及宗室、朝廷的大批人员共同转移，为此而准备了一批大海船，但因太皇太后反对而未能成行。此后这批由陈宜中带队“宵遁”的大海船（船上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物资）就成为抗元队伍的重要战略资源。

对于陈宜中不往元营议降，历史评论员们说他是贪生怕死、不敢前往。可是如果去了，签署了协议，岂不更批评为卖国求荣、屈曲投降？或许能被广泛接受的做法是是象文天祥那样给敌酋以义正词严的痛斥，可是实际的效果并不理想。文天祥没有把元军喝退，自己却被扣押北上。若不是在镇江侥幸逃脱，而陈宜中等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则他后来的抗元救国大戏也就没有了上演的机会。

对于陈宜中南下温州而没有留在太皇太后及恭宗小皇帝身边，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忠臣的准则。但太皇太后身边还有左丞相吴坚，签署一个投降协议难道还要一堆宰相出马？二王南下是朝廷事先的安排，分一个熟悉闽浙、能办实事的右丞相辅佐二王岂不更有意义？

                                十二

九岁的益王赵昰和五岁的广王赵昺由陆秀夫等护送，于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七日（陈宜中“宵遁”的前一天）出嘉会门渡钱塘江，而后由陆路南下，历经艰险于当年闰三月到达温州。随即遣人从温州清澳召来陈宜中，再从定海召来张世杰，相聚于温州的江心寺。宋高宗南奔时曾来此寺，有御座仍在寺内，众人相率哭于座下，奉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昺为副帅，重新建立抗元救国的领导核心及组织结构，号召各省军民再展抗元救国大旗，决定以福建福州作为抗元救国的军政中心，并做了前期准备。时逢太皇太后遣太监带兵八人来温州，要把二王召回临安降元，陈宜中等沉其兵江中，随后从海路前往福州。这期间陈宜中的母亲杨氏病故，张世杰升其棺舟中，一同南下。

五月初一日（1276.06.14），陈宜中等在福州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建立起抗元救国的领导核心和各级机构。陈宜中身为宰相的参与，增加了新成立朝廷的正统性和号召力。陈宜中曾主政福建且人缘好，威望高，熟悉地方情况，有利于抗元救国的开展。

此前，南方各省的守将有的接到了太皇太后诏书，有的受到降元官员的鼓动，正在做降元的准备，得悉抗元力量以二王为核心重新聚集，纷纷改变主意，回到抗元救国的阵营中。陈宜中等又放出风声，说宋将夏贵已占领沿江州郡，南方各省元军的北逃路线已被截断，把这些元军守将吓出一身冷汗，纷纷考虑后路。陈宜中、张世杰等组织各路军马主动出击，收回不少州郡。南方各省的抗元形势为之一振。

从“宵遁”临安到辅主福州的这个时期，陈宜中得以再次展现自己的主见与才华。他的所言所行，都“出于爱君忧国之血忱”。他是坚持抗敌到底的，只是不主张盲目地“决一死战”，而力图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发挥聪明才智来扭转局面。虽然由于《宋史·陈宜中传》等一些资料的倾向性，数百年来他受尽冷落与冤屈，但福建人民始终把他视为可敬的忠臣。福州林浦的泰山宫和宋丞相陈公祠、闽江口的皇帝井，都记录着这位忠臣果敢、智慧、亲民的形象。泰山宫有陈宜中题写的“平山福地”四字，而附近小山上据传曾有陈宜中题写的“还我河山”石刻，可惜已损毁。

                                十三

抗元小朝廷建立后，有位历史名人到达福州，他就是文天祥。文天祥与陈宜中年龄相近，此前两人有所交往，但不算密切。临安陷落时，降表送出的次日，朝廷紧急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前往元营议降。文天祥到达元营后不提降元之事，而是给元军统帅伯颜以义正词严的痛斥，要求元军后撤。伯颜见此人非同一般，即将他扣押送往大都（北京），而要宋廷另外遣人议降。文天祥在江苏镇江侥幸逃脱，历经艰险，于德祐二年（1276）四月八日到达温州。陈宜中遣人辨明是真正的文丞相后，大喜过望，接他于五月二十六日到达福州。

此前在小朝廷建立时，曾决定以李庭芝为右丞相。因李庭芝被困扬州，朝廷此时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入抗元队伍的领导核心，但文天祥没有接受这项任命。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不满陈宜中的专权，而文天祥自己是这样说的：“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余名宰相，徒充其位。”原来在文天祥看来，专权的是张世杰，而陈宜中的问题在于没有抓紧宰相的权力，不能对张世杰形成有效的制约。而张世杰虽然忠勇，却缺少战略眼光，并且个性极强，不易沟通，难以共事。这样文天祥自己即使处于右丞相之位，也难以起实际作用，不如在外独立地指挥军队。朝廷于是任命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具有独立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为文天祥后来独立地领导福建、江西、广东的抗元斗争提供了便利。此后一个时期，陈宜中是朝廷里唯一的丞相。

从各种史料可以看到，处在抗元救国的同一战壕，文天祥对陈宜中既有期望，也有不满，而陈宜中对文天祥没有任何抱怨和指责，自始至终积极支持文天祥在抗元斗争中发挥作用。人们都认同文天祥为我国历史上抗战爱国的旗帜，谁曾想过没有陈宜中由乞诛似道和“宵遁”温州而创造的条件，哪能有文天祥后来的抗战救国之举。有言陈、张二人因自愧放弃临安而阻文天祥往浙发展，并无根据。临安陷落是一系列历史过程的产物，并非陈、张二人能守而不守。文天祥熟悉江西，往江西方向发展并无不妥。而从陈宜中一再辞相的经历看来，他不是一个喜欢宰相权力的人，只是为了救国的需要而不得不坐在这个尴尬的位置。如果当时文天祥能接受右丞相之职并承接对全局的领导，陈宜中很可能随即会把左丞相之位让给他。而张世杰个性上的特点，使文天祥不愿参加到领导核心中来，并且也成为陈宜中后来奔占城而不返的可能原因之一，成为大宋末期的遗憾所在。就文天祥而言，他的爱国豪情和救国壮举值得景仰，但不等于他的所有主张、见解都是绝对正确的。他严于律己也严于责人，使他难以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从而影响到他介入对全局的领导，成为大宋末期的又一遗憾。祥兴时期，文天祥多次要求入朝面圣，忠实而无私的陆秀夫却不敢应允，其原因值得思考。

                                十四

景炎元年（1276）五至十月，抗元救国的各路军马与元军在淮东（扬州及附近州郡）、浙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等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七月，扬州城在坚守十个月后失陷，李庭芝和大将姜才被叛将出卖后不屈而死，江北州郡至此全部陷落，敌集中兵力压向闽浙。到了十一月，浙南、闽北、闽东州郡相继陷落，敌还派遣水军从海路向福州包抄，抗元小朝廷不得不下船出海，成为海上行朝。行朝船队在闽江出海口与元水军擦肩而过，因浓雾及其他原因才未遇麻烦。就在这个月里，陈宜中唯一的亲弟弟陈自中在浙南分水关领军作战时壮烈殉国。

海上行朝经停泉州、嘉禾（厦门）、下湾红螺山（在今广东饶平）后驻跸于南澳，景炎二年正月迁至惠州甲子门（今陆丰县境），再由甲子门出发前往广州，打算以广州为长期的驻地。结果在珠江口遇到元军的阻挡而不能进入，船队返回大海，改驻师秀山（今东莞虎门）。山上有百姓万余家，选富家为殿暂居，队伍里很多人得传染病而死。惟陈宜中得入广州，后寻机归队。陈宜中的同窗挚友参知政事刘黻在这一时期得传染病去世，而陈宜中原来是想把相位让给他的。二月，元兵攻广州，广东的很多州郡降元，朝廷进驻广州的机会消失，改驻广东梅尉（今宝安南50千米，东莞西南）。此时北方有乱，忽必烈把攻宋主力调往北方，小朝廷得以暂安，文天祥、张世杰等开始在江西、广东、福建收复一些州郡。四月，宋军收复广州， 行朝到达官富场（今香港九龙），修建行宫驻扎。

七月，忽必烈平息内乱后，元军分三路攻江西、福建、广东。八月，文天祥主力在江西兴国的空坑被元军击溃。九月，行朝船队移驻潮州的浅湾（今宝安南4.5千米），张世杰部也由福建撤回浅湾。十一月，元军占领广州，且将广州夷为平地。行朝由浅湾移至香山（中山）沙涌，以当地富户马南宝家为行宫。不久回到浅湾，受到刘深率领的元水军的攻击，张世杰战败，被抢走战舰符印，而保护景炎帝退往秀山。陈宜中带领的另一支船队有数千人、八百余艘大船，走到虎头山（位于广东电白南海半岛）附近遇到大风，船被摧毁，大多数人遇难，陈宜中“仅以身免”。十二月二十二日（1278.01.16），行朝船队到井澳（今中山市南125千米海中横琴山下），又遇飓风，景炎帝的大船也被毁坏，年仅10岁的景炎帝差点溺死，由此惊悸成疾。十余天后，诸将士才稍稍来集，死者十之四五。此时刘深的元水军再次袭击井澳，但被张世杰击退。行朝迁往谢女峡（今中山市境内），再航海到七洋洲。景炎三年正月初五（1278.01.28）刘深的元水军又追到了七洲洋，一场大战在此展开，宋军二百艘舰船被夺走，还抓走了卫王赵昺的舅舅提举官俞如珪。元军以为他就是景炎帝赵昰，于是得胜而归，放弃了进一步的追打，使行朝得以暂安，由七洋洲又回到谢女峡。三月，宋军再次收复广州，行朝回到广州。但广州早已成为废墟，且元军又加紧了进攻，行朝遂于当月航海前往碙州——雷州湾的一个岛屿。

                               十五

井澳飓风之后，行朝由谢女峡到七洋洲之时，宋帝（皇室）和陈宜中共同产生了前往占城休整的想法。在当时情况下，让宋帝和一部分非战斗人员往占城休整有其必要性：1、宋廷在陆上的立足点已失；2、在海上，受到元水军主力的一路追杀，宋帝随时有被杀或被捕的危险；3、海上的狂风成为元军帮凶，宜中公手下数千人马葬身大海，宜中公“仅以身免”，景炎帝也船破落水，差点葬身大海；4、景炎帝由此而惊悸成疾，需要有相对安定的环境来治疗恢复；5、皇帝若有闪失，抗元队伍的凝聚力可能丧失；6、海上行朝有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影响了作战部队的机动性，减弱了部队的战斗力，需要进行疏散。当时很可能人们提出了不少的疑问，比如占城方面能否接受，以及是否安全等问题，陈宜中便提出自己先往占城转达宋帝的意愿，做好事先的联系和准备。不过，宋帝往居占城的愿望“未果”，即没有实现。而陈宜中也仍然陪伴着宋帝，一路到了广州。《佛祖历代通鉴》记载：景炎三年“三月，宜中奉益王由海道复入广。”

在广州，宋帝再次表达了往居占城的意愿，但仍然“未果”。一再“未果”的缘由史料没有说明，但很可能是没有取得认识上的统一，握有实权的张世杰等人持反对意见。早在福州之时，文天祥就已看出，虽然陈宜中是丞相、枢密使，张世杰只是枢密副使，但实际上是张世杰紧握着权力，而陈宜中则为了避免内斗而息事宁人，即“尸其事”。战争时期，武将担负着克敌制胜的重任，多掌握一点发言权也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张世杰虽然领导具体作战时勇敢而又细心，但在战略方向上却是盲动而又被动。景炎二年春夏，元军北撤，为我方留下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张世杰却为解气而以主力围困泉州四个月，无功而返。宜中公作为丞相对抗元救国的前景负有主要责任，也动了不少脑筋，但他的见解没有张世杰等人的支持就不能实行，这使抗元队伍的前景变得暗淡，也使陈宜中不再愿意“徒充其位”。往占城休整是他与皇室的共识，因而他先辞去丞相，保留枢密使和都督之职，取得皇帝诏书之后，在队伍离开广州前往碙州的途中，在南蕃洋改变航向前往占城。《永嘉陈氏世德碑》记载：陈宜中“拥二王泛海，达广州，知力不能支，捩柂由占城之暹罗国”。

前往占城途中，陈宜中曾在吴川极浦亭暂歇，并赋诗一首（《如占城经吴川极浦亭》）：“颠风吹雨过吴川，极浦亭前望远天。有路可通环屿外，无山堪并首阳巅。溪云起处潮初长，夜月高时人未眠。异日北归须记取，平芜尽处一峰圆。”表明他此行的目的不是象商末的伯夷那样避居远方，而是要到海外继续自己抗元救国的事业，直到光复大宋，还我河山，回到这熟悉的土地。从地图可以看到，从广州过来，吴川离碙州已经不远。可以想见，陈宜中是目送宋帝的船队快到碙州时，才依依不舍地转舵南去。而抗元队伍在碙州海面集合时，不明内情的人们才发现少了丞相陈宜中（《陆君实传后叙》）。

                               十六

张世杰等人应是反对宋帝去占城的，因此没有让宋帝随后前往，反而一再派人催陈宜中回来。此时可能发生了不同意见之间的你来我往，具体的过程则未见记载。而仅仅一个月左右时间，景炎三年四月十五日，景炎帝就在碙州病故，年仅十一岁。陆秀夫在替皇帝撰写的诏书中，特别强调他所得到的治疗是完善的，走到这一步只是天命而已。

四月十七日（1278.05.10），张世杰、陆秀夫等立七岁的卫王赵昺为帝。五月初一日，改元祥兴。六月，张世杰奉祥兴帝至厓山海边（今新会南80千米），在此建造宫殿军屋舟楫等，准备长期驻扎。十月，元军开始分路进击我尚存的陆上州郡，漳、湖、惠、广、琼各州相继失陷。十二月二十四日（1279.02.06），文天祥于空坑之败后重新组织的抵抗力量于广东海丰五坡岭被元张弘范军击溃，文天祥被执，后于至元十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01.09）在大都（北京）慷慨就义。祥兴二年正月，元军从降将口中获知宋帝所在。正月二十二日，元张弘范、李恒部会合于厓山，准备向我抗元力量发动最后的进攻。张世杰等将我方舰船以大索连结，形成一座海上城池，并做好了防火等战术上的准备，但战略构想令人费解。当时敌有大小船五百艘，我方有巨舰七八百，另有机动作战的小黑船千余，从人员和船只的对比看是我众敌寡。但我方仅一千五百人的淮兵精勇无前，其余多为民兵，缺乏战斗力，此外还有大批需要保护的非战斗人员。敌先切断我方的淡水来源，使我方失去战斗力；又从叛军口里掌握了我方布局的虚实和破绽。二月初六日（1279.03.19），战斗开始，敌寻薄弱环节对我实施攻击，很快使我方陷于被动。经过一天混天黑地的争战，我方以失败告终，杨太后、陆秀夫等数万人蹈海，惟张世杰等二三十舰船夺港而出，摆脱了元军的追杀，但不久张世杰亦在飓风中葬身大海。厓山海面的十万浮尸，宣告了大宋王朝的终结，也留下了人类史上最震撼和最令人深思的一幕。

                               十七

厓山时期，陆秀夫很可能只是以端明殿学士之职代理宰相之事，而宰相的位子仍留等陈宜中回来，从文天祥致陆秀夫信的“天子幼冲，宰相遁荒”可知。同时陆秀夫也婉拒文天祥往厓山面圣的要求，以免文、张两位强人发生对撞。而陈宜中从德祐年间开始，对可能发生的内部冲突多选择退让或避让。厓山的布局是一种战略上盲动、被动的做法，使抗元力量只能在覆灭的早晚上做选择，而陈宜中无法改变这样的布局，他回到丞相的位子只能“徒充其位”，倒不如留在海外还能起些作用，因此他选择的是避让。

元军虽然凶悍，但也有重大的弱点：野心太大，树敌太多，战线太长，把攻宋战争变成了世界战争。我国南海、东海、黄海周边的国家都是元军攻占的目标，都有亡国的危险。因此，联络海外诸国的力量共同应对强敌，是可行之策。如果能把抗元队伍中的老弱妇孺等非战斗人员加以疏散，留下战斗部队与敌作机动灵活的周旋，同时联合海外诸国协同作战，敌军南来我袭其北，敌军北往我袭其南，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并非梦想。只是厓山的被动布局给这段历史划上了句号。

史料记载：崖山时期，张世杰曾通过陈宜中联络海外水军与宋军夹击元军，其后果然有四五百战船到达，陈宜中兵船同至，可惜崖山战火已提前一天熄灭，海外援军无功而返。陈宜中船往福建以图兴复，途中在浅湾与宋帝宗亲赵若和船相遇同行，到南澳又遇飓风，陈宜中船破登合浦（东山），后来回返占城，赵若和隐居闽南，福建漳浦的赵家堡见证了这一历史环节。尔后的传说中也屡屡有海外兵船前来，欲与元军争战。许多史料记载陈宜中赴占城的主要目的是借兵。从以上过程看，虽然陈宜中赴占城的直接目的是为景炎帝往居占城疗养打前站，但借兵的确成为陈宜中到达占城后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就是联合海外力量共同抗敌。此外，崖山时期数十万海上人员的后勤供给是个大问题，而实际获得的物资供给中有一大半来自海外诸国。《心史》记载：“海外诸国惧鞑垂涎，月供金银米帛，充给朝廷军需，为屏蔽攻贼计。”陈宜中及其他前往海外的人员可能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十八

至元十九年（1282），元军伐占城，占城有降意，往陈宜中处加派人员，意在加强监视，陈宜中机敏地避开监管潜往暹罗（泰国），后来又到过阇婆（印尼）、真腊（柬埔寨）等国。虽然身居海外，但陈宜中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着兴复大宋的重任。海南诸国有人要让王位给他，但他没有接受，他所要的是“异日北归”、还我河山。

厓山的战火已经熄灭，但国内各地的反抗斗争仍然风起云涌。例如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在闽北发生的以黄华为首领的反抗斗争，人数达几十万，占领崇安、蒲城等县，并包围、攻打建宁府。这些反抗斗争多打着宋广王和陈宜中的旗号，如以上闽北的反抗就以祥兴五年为年号。原来厓山大战之时，都说陆秀夫背负祥兴帝蹈海而亡，但只得之口述，未见实据。而当时张世杰是派了船去接祥兴帝的，并且张世杰船与赵若和等一同夺港而出，途中与陈宜中船相遇，这样就为后来的一些传说提供了来源：说广王（祥兴帝）由陈宜中陪同，仍在南海某国——这种可能性从现在看不能完全排除。而这样的传说使人们没有熄灭兴复大宋的信心，各地便以广王和陈宜中为旗帜展开反抗，也不排除其中有些确为陈宜中所布置。此前于景炎二年，陈宜中曾远程布置了苏州一带颇具规模的起义，可惜在最后关头因出现内奸而告败，但说明远程布置起义的方法确曾为陈宜中所采用。此外有史料提及陈宜中屡屡集海外之兵与敌争战，这可能是传说，也可能是事实。虽然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都已殉国，但元统治者仍然不能安寝，因为陈宜中还活着，传说中年幼的祥兴帝（广王）就在他身边。至元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1285.05.16），忽必烈下诏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陈宜中成为让元统治者不能安寝的最后的宋臣。

元大德二年（1298）或稍早，噩耗传至国内：陈宜中在暹国海上遇难。陈宜中的侄儿和侄女——陈自中长子陈芹和女儿陈媁同往陈宜中薨所悼念，这年返回浙江。陈家应是由政府间渠道得知陈宜中遇难的。陈自中次子陈萍此时为元政府高官，他因平定西藏、稳定西部边陲而为国家、民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元祐五年（1318）由刘赓撰文、赵孟頫手书立永嘉陈氏世德碑，碑文赞陈宜中：“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义重丘山，身等毫芒。命殒躯糜，曾无顾恤。万里苍溟，甘葬鱼腹。”表明陈宜中是在暹国的茫茫沧海上为国捐躯的。

世德碑资料由陈宜中侄儿陈芹、陈萍提供，且陈宜中赴占城、转海南诸国、最后陨于暹国有众多正规史料的支持，具有极高的可信性。不过由于是“命殒躯糜”，“甘葬鱼腹”，因此以陈宜中的智慧超群，也不排除他假造了一次海难，而后潜回国内，只是这样做的动机和必要性有些费解。但这样也就为各地的一些说法提供了推理和想象的空间。在江苏太仓、湖北蕲春、广东阳江等地的传说中，陈宜中回到那里，居住下来，最后安葬在那里。在太仓的传说中，他身边甚至还有年轻的祥兴帝。

                               十九

大宋王朝虽有诸多欠缺，但仍不失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朝代。它是中外历史上少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朝代，从宋太祖起即实行“不杀士”政策，放手发展经济、文化、科学，使经济、文化、科学空前繁荣；不闭关自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与远至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友好往来；大宋后期，东南沿海有了较为发达的工商业，似乎还有了资本主义及民主意识的萌芽。而蒙古当时尚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期，靠骑兵战力和野蛮屠杀而横扫欧亚，虽然在忽必烈领导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华文明，使蒙古族加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并开拓了疆土，但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戛然而止，并且由开放转为封闭，为我国后来落于西方社会埋下伏笔。所谓“厓山之后无中国”，应当是指这一情况。因此宋末的抗元救国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保卫中华文明的战争，正是无数的忠臣良将乃至普通百姓所表现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使元统治者受到震撼，使之不得不接受中华文明，使厓山之后中华文明没有消亡，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延续。

在这场保卫中华文明的战争中，陈宜中、文天祥、张世杰处于核心的地位。他们都为中华文明致力，但又各有自己的性格和见解。其中的文天祥、张世杰与陆秀夫一起被誉为“宋末三杰”，而这场抗战的主要组织者和重要领导人陈宜中却受尽冷落。国家将亡，宰相面对的不仅仅是血雨腥风、惊涛骇浪，而且将不得不承担亡国的责任，直至持久的骂名。对此陈宜中完全知晓，他也不愿坐到这位置，但国家实在需要他，他还是担起了责任，并争取一切可行之策来挽回危局。除了忠臣中的至忠，谁能做得到？陈宜中以自己“爱君忧国之血忱”为反抗强敌、兴复大宋、保卫中华文明竭尽了自己的毕生之力。

大宋后期，理学处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理学意图建立高度有序的等级社会，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下级要服从上级，处在最高层的皇帝也要服从一定的行为规范。其结果是成为底层民众的精神枷锁，而象元朝、清朝这样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则最为喜欢。理学主张的团结、有序、忠实等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但往往被用为等级制度的工具。理学注重形式、注重过程，对讲求实效的思想和行为实施打压，以被动固守作为基本的应敌之策，限制了在战争时期施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导致大宋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到了近代，封建等级制度进一步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障碍，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才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方向。

                                 福建龙岩  陈宜中第二十二代裔孙  陈道纯

                                             记于2015年12月

附福建龙岩陈宜中后裔简介：龙岩（新罗区）铁山镇洋头村祖兴堂陈姓，现有2000多人。一世祖宜中公，宋左丞相，辅主入闽；二世祖仲雍公，初居泉州东塔后，后迁龙岩东岭岳脚（今龙岩市区街心花园旁）；第三、四代时至龙岩铁石洋（今铁山镇，距市中心约5千米）发展；第五代文达公，曾任山阴（绍兴）知县。第五代另一支迁龙岩崆口，现有80 多人；还有一支迁漳州长泰，1949年后未联系上。本族自第二代仲雍公迁居龙岩后，不再经历动荡和迁徙，因此作为陈宜中后人是自古以来的血脉传承，而非经过历史动荡后的追忆。福建是陈宜中祖籍地，陈宜中曾主政福建且“在官得民心”，陈宜中以福建为抗元救国大本营，福建泉州是南宋后期高层人员子女的主要安置地，等等，成为陈宜中子女留在福建的多重原因。